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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博体育app官网:参考封面|“蓝色疗法”更能让人恢复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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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7月23日报道 最近研究表明,靠近水时——在海边、河边甚至公园的喷泉旁,更能让人恢复元气。研究团队发现,与森林和公园等绿色空间相比,蓝色空间在我们的身心健康方面得分更高。蓝色空间有绿地没有的变化模式,水流运动、声音、光影的变化有一种令人舒缓的能量,会产生科学家所称的“软引力”(soft fascination),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更具体的想法上转移,甚至包括与抑郁有关的负面沉思。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7月16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7月23日报道 在数十名大臣辞职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最终被逼到绝境,宣布辞职。作为英国最具争议的政治家之一,谎言和对规则的厚颜无耻的蔑视推动了他的崛起,也导致他黯然退场。约翰逊下台不仅令他和他的政党蒙羞,也是对让他入主唐宁街10号的这个被迅速瓦解的计划的指责。约翰逊的政治冒险之旅,开始于个人的人格缺点,最终结束于他的政党和政府的缺陷。约翰逊能够把下属搅和成白痴的能力——即使是现在——也是一种奇观。如果他们恢复理智,就应更早将他赶下台。所有被约翰逊谎言玷污的事情都需要被挽回,包括英国脱欧。

英国《卫报周刊》7月15日一期封面

近日,“新华荐书”第十三期评审会议在北京举行。经过前期各出版社自荐、初评和评审专家现场评议、投票,《百年庆典: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千里江山图》、《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我们从哪里来:史前环境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外卖》、《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桦皮船》、《新安旅行团》、《我是中国的孩子》(排名不分先后)10种图书入选“新华荐书”第十三期推荐图书。

“新华荐书”是在中国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指导下,由新华出版社联合新华每日电讯、半月谈、新华社新媒体中心、参考消息、瞭望、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新华网、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搜索等共同发起的社会性公益文化活动。

“新华荐书”始终坚守“以精品好书引领全民阅读”的初心和使命,坚持时政性、时代性、创新性、引领性的选书标准,通过专业、权威的评审专家队伍遴选好书。希望读者从这些好书中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助推书香社会建设,激发建设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荐书热线:010-63077104 或关注“新华出版社”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互动)

 

“新华荐书”第十三期推荐图书


一、《百年庆典: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

新华通讯社 编

新华出版社

推荐语:

这是一部忠实记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珍贵影像的画册,是新华社关于建党百年系列庆祝活动图片报道的集锦。画册收录的175幅照片精选自新华社播发的近千幅建党百年系列庆祝活动照片,包括“庆祝大会”“颁授仪式”“文艺演出”三个部分,为历史留下精彩瞬间、永恒记忆,体现了新华社献礼建党百年的特殊重要意义,是我们党光辉历程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重要出版价值和典藏价值。

 

二、《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

谭楷 著

天地出版社

推荐语:

该书是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获得者、国际共产主义者、百岁老人伊莎白·柯鲁克百年人生的报告文学,以伊莎白亲眼看见、经历、参与的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人生故事,展现了中国百余年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

 

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黄宗智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语:

该书从社会经济史的视野出发,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机制和绵延到今天的现代化路径,揭示了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的儒法合一的政治体制、正式与半正式共存的形态才是中国的真实,反思了西方理论的局限和幻想的偏差,其研究展现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历史逻辑。

 

四、《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推荐语:

该书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其过程,重聚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塑造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书中重现了三十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还原了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和文化娱乐等日常生活,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小说空间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

 

五、《我们从哪里来:史前环境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罗三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推荐语:

该书聚焦的是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史前中国史。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也是沧海桑田的时代,那里有比现代中国更瑰丽的自然风光,也有比现代中国更奇特的野生动物。在单纯依靠历史学无法探知的领域,作者综合运用人类学、环境学、考古学、地质学、神话传说等诸多领域知识,试图解答“我们从哪里来”。

 

六、《中国外卖》

杨丽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

外卖小哥、快递员是奋斗者,也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该书用饱含温度的文字向读者呈现了鲜活的外卖小哥群像,肯定了外卖小哥作为平凡个体的辛勤努力,也褒奖了他们为实现共同富裕所贡献的群体价值。

 

七、《如何预防下一次大流行》

[美] 比尔·盖茨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语: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就可以让新冠成为最后一次大流行病。这是该书所聚焦的核心内容。书的每一章都阐释了一个需要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项旨在消除大流行病的有效计划,即组织应对大流行病的全职专家团队、加强投资研发挽救生命的工具以及改善卫生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策略为人类团结一致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路。

 

八、《桦皮船》

薛涛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推荐语:

该书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桦皮船制作技艺为切入点,讲述一位老人、一个男孩携一条桦皮船,追寻精神故乡的心灵旅程。通过独具匠心的结构、生动饱满的人物、幽默风趣的语言、丰富真挚的情感,将独特的民族风貌、当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出新有机融合,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点、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质。

 

九、《新安旅行团》

李春雷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推荐语:

时至今日,新安旅行团的光荣传统依然熠熠闪光,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这群十五六岁的昔日少年,以他们的语言、歌唱、写作、表演,以他们弱小的肩头扛起宣传抗日的重担,让更多社会名流、知识分子、政府职员、工人农民、将军士兵、商人工匠、家庭妇女、流浪儿童等参与进来。今天的我们,很有必要回望、咀嚼、记住这一段恢弘激昂的历史。

 

十、《我是中国的孩子》(全18册)

胡鑫 魏晓婷 伍思宇等 著

新世纪出版社

推荐语:

该套图书以各少数民族当地孩子生动有趣的真实故事为主,在孩子们的个人经历、生活背景中穿插介绍各民族的风俗与文化。在书中不仅能欣赏到未经雕琢的自然风光,感受到历经时间淘洗的民族风情,还能认识一群成长在中国各民族的孩子,深切体验到56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华荐书”第十三期评审专家:

邬书林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聂震宁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

郭晓勇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常务副局长

郭广生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863计划首席专家

丁以绣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编委会主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总编辑

周蔚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春秋》主编

孙爱东    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编辑

黄春峰    新华出版社副社长

参考消息网7月15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7月4日刊发林青霞写的一篇题为《手机》文章,全文摘编如下:

“啊!啊!啊……”一名女子跪坐在湖畔这样尖叫了至少两分钟,一双手向着眼前的湖水,在空气中作势要捞东西。除了身旁坐着一位气定神闲垂钓的女孩,再没有其他人。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电影感?

那名似疯非疯的女子就是在下,那钓鱼的女孩是咱家闺女。黄昏时刻,小女儿要钓鱼,老妈自告奋勇陪同,难得有机会跟女儿独处。女儿坐在反扣着的绿色塑胶桶上,把小帆布凳子让给我,她静静地把事先准备好的鱼饵虾子钩在鱼杆上。别人眼里的大明星,在女儿面前妈妈相就出来了,这钓鱼跟水温有啥关系,我愣是去试水温。我蹲下来,弯腰伸长了手,水都还没碰到,说时迟那时快,胸前挂着的小包包里的手机已经飞出去了,眼看那白色的手机在湖水里平躺着慢慢下沉,我除了大叫却什么也做不了。

拿着手机的林青霞(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回过神来,我问女儿iPhone防不防水,女儿冷静地说防水。我的希望又燃起来,这年头没了手机简直不能过日子,即刻请女儿打电话搬救兵。来人手拿一张大网,拉出卷尺,探测湖水的深度,拉了老半天都没停,怪怪!可真深。看着连在网上的棍子,来人摇摇头说不行,长度不够,恐怕他得潜下水才有可能找到。我见天色已黑,晚风凉飕飕袭来,叫他等明天有太阳时再说吧。女儿提醒我iPhone只能防水半小时,我只好望洋兴叹,接受失去手机的事实。

回到家,惋惜地跟二女儿诉说手机掉进湖里的经过,她即刻说:“跳下去抓啊!”“水这么冷,是手机重要,还是你妈的健康重要?”她竟然说:“当然是手机重要喽!”

说到丢手机,去年有一天,没事儿耍帅,把手机插在牛仔裤袋里,上车前摸了一摸,确定手机跟身。我和二女儿下车买好了衣服,一摸裤子口袋,电话不见了,到服装店找,没有;司机说车上也没有。几次拨打自己的手机都没人接。我六神无主,要去喝杯东西定定神。习惯了没事儿抓抓电话,看看时间,看看留言什么的,这会儿下意识地抓,老是抓空。

我若有所思地喝着饮料,女儿电话响了,听女儿的口气,知道有希望了。原来司机打我的电话号码,有人接了,说是在置地广场管理处。我和女儿匆匆忙忙赶去,女儿一边走一边问:“你带身份证没有?”我打趣地说:“我的大脸就是身份证。”她说:“现在人出门哪有不带身份证的。”

到达失物认领处,工作人员问了我几个问题,确定电话是我本人的,微笑着交给我。我珍惜地捧着手机,刚刚掉的魂全回来了,那失而复得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

时代进步得太快了,我们读书的年代,家里有一部电话,已经算是小康之家了,约同学见面,对方没来,就只有白等。台北火车站有一面专门给人留纸条的墙,整面墙都是纸条,那些约了见面的人没到,等的人临走前就在墙上留话。现在,人人一部手机,无论你在哪儿都能联络上,还会标明大家所在的位置。21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因为有了手机,已经翻天覆地地转变了,当初谁会想到有这样的一天。

手机变成现代人的躯壳,软件是灵魂,灵魂和躯壳合而为一,整个人才好像活了过来。

参考消息网7月15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6月28日刊登题为《邪恶帝国?》的文章,作者是劳伦·本顿。文章对历史学家埃尔金斯的新书《暴力的遗产》进行了评介。全文摘编如下:

大多数欧洲帝国可能已经在20世纪解体,但它们的遗产留存下来。

《暴力的遗产》一书封面#

任何后帝国时代国家能否真正从其践踏弱国人民政治意愿的历史中解脱出来?答案的一方面在于,这些帝国曾经的恶行是有限的还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即不公正和有组织暴力的结构性趋势。另一方面在于,表面上崇尚法治、自诩的自由主义帝国,与纵容滥用武力和认为国家行为不受惩罚的非自由主义帝国之间,究竟有没有实质性区别。

历史学家卡罗琳·埃尔金斯在她的新书《暴力的遗产》中提出了一些看来令人惊讶的答案。埃尔金斯认为,大英帝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是自相矛盾的。英国政府声称,依照法律传播善治和维护平等是这个帝国的明确目标,但对于一个执迷于系统性、在国家指挥下使用武力的帝国,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主义。

埃尔金斯写道:“暴力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助产士,也是英国统治结构和统治体系的顽疾。”她揭露了大英帝国曾经的暴行,从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到20世纪在肯尼亚对茅茅起义的残酷镇压,还列举了帝国主义统治可怕后果的诸多例子。

帝国法律助长暴力

埃尔金斯披露了帝国的法律如何助长暴力,以及镇压行为如何在整个帝国内传播。但她并不擅长面面俱到。在急于揭露帝国阴暗面的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关注法律还成为弱势群体的资源和反帝运动的战场。

她正确地纠正了苏格兰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和哲学家奈杰尔·比格的观点,即大英帝国的遗产具有绝对的积极意义。但埃尔金斯的结论也并不令人满意,她把大英帝国描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力量。这个结论会造成不愉快的扭曲。尤其是它导致了自由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类比,夸大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从未像埃尔金斯认为的那样清晰。

埃尔金斯让读者领略了英国的暴行。她总结了现代大英帝国的所有丑闻:

在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发明了集中营,把20万非洲黑人和南非白人,包括大量非战斗人员,关进残酷的南非集中营。

接着是对爱尔兰的残忍报复。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英国军队依据戒严法处决了15名爱尔兰人,逮捕了至少1500名平民。

1919年,印度阿姆利则发生大屠杀,英国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抗议者开枪,造成至少400人死亡,1500人受伤。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人对巴勒斯坦实施暴力管制,从而引发对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起义的全面镇压。

20世纪50年代,大英帝国练就的这些手段在肯尼亚茅茅起义中发挥了毁灭性作用,英国人用逮捕、拘留和酷刑镇压了这场运动,约9万肯尼亚人惨遭杀戮、伤害或虐待,16万人被关进集中营。

但本书并不仅仅是一本暴行实录。埃尔金斯的目的不是揭露暴行。她认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暴力事件是由贪婪的国家机器策划和运作的,这台国家机器醉心于监视、镇压和军国主义。人与思想的流动让这些做法在帝国周围传播,暴力征服政策起到了在政治和文化统一不同殖民地的作用。与此同时,戒严法和其他紧急措施将国家暴力定义为必要行动并予以支持。

试图隐瞒暴力历史

书的末尾部分还讲述了英国政府为隐瞒帝国暴力历史所做的努力。

2009年,五名在茅茅起义中遭受监禁和酷刑的肯尼亚人起诉英国政府。2011年,英国政府令人震惊地宣布,这个殖民地在20世纪获得独立后,大量记录英国在肯尼亚和其他地区暴行的文件已经遗失。

2012年,法院对茅茅起义诉讼案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这是该书中一个少有的时刻,法律终于不仅仅是掩护国家暴力的工具。该书始终强调,法律的运作方式使帝国权力合法化。

她用“合法的违法”来描述“特殊的、国家主导的暴力”。在这个问题上,她与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的观点一致。阿甘本认为,“例外状态”释放出权力的本来面目,然后逐渐成为常态。她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特殊”时刻或“合法性危机”,在这些时候,帝国的极端暴力被法律认可,然后成为惯例。

但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帝国的法律史。历史学家记录了大量普通人利用法律和法律语言维护自身权利和倡导司法公正的例子。利用法律和自由主义言论挑战或改变帝国统治,可能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消息网7月15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7月3日刊登记者贝琳达·勒斯科姆对基辛格的访谈文章,题为《亨利·基辛格:互联网并未造就伟大的领导人》。全文摘编如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美国国务卿、99岁的亨利·基辛格认为,相比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混沌期,需要有思想的领导人。但是,互联网并不能造就这样的领导人。

基辛格因在尼克松总统时期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而广受赞扬和谩骂。他在新著(也是他写的第19本书)《领导力》中,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审视了六位世界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接任时都面临艰难的地缘政治形势,但基辛格认为他们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他在书中评价了康拉德·阿登纳——帮助德国人在二战后反思德国的所作所为、戴高乐——二战后恢复了对法国的信心、理查德·尼克松——懂得如何平衡微妙的世界秩序、安瓦尔·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首个地区和平条约的埃及领导人、李光耀——为新加坡带来国家凝聚力,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带领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走出经济萧条。

基辛格说,由于互联网为如此多的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并可能在众多的民众中迅速引发难以抵挡的反应,所以互联网无助于长期思考和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他所说的“深度读写能力”。

互联网也使领导的艺术变得更加困难。他写道:“并不是通信技术的变革让领导力和对世界秩序的深层次思考变得不可能,而是在一个由电视和互联网主宰的时代,有思想的领导人必须与潮流作斗争。”

国会山事件冲击了美国制度

问:你在书中写道:“遗忘有时是社会的黏合剂,没有它社会就不可能团结。”我想知道,这是否是指目前美国感觉一盘散沙?

答:美国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内部的分歧,而不是内部的团结。(这种团结)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还存在,但在政治辩论的层面上,这种团结已经弱了很多。当我还在政府任职时,我以为我们在涉及越南问题的公开争论方面已经很糟糕了。但回想起来,越南问题是一场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双方基本达成一致的目标的辩论。如今,我们面临的冲突涉及不同的目标。那时候有一定数量的参议员,你可以走过去对他们说,国家利益要求我们采取某个行动。他们并不总是同意,但他们不会先入为主地不同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如今,美国在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观的定义上有着激烈的争论。

问:从1月6日国会山事件听证会就可见一斑。你认为这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有利吗?

答:输掉选举的一方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事以前也发生过。但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意见不合,还有就是人们是否应该牢记这个国家最终走向团结的需要。不管理查德·尼克松在被肯尼迪击败后出现了什么争议——有一些合理的观点认为,也许某些州的选举没有遵循商定的程序——他都拒绝提出争议的理由,而是承认选举结果。因为他肯定知道,这样一场争议将使这个国家陷入分裂,从而使冲突变得不可弥合。在我所看到的所有此类争议中,制度本身并没有受到冲击。但1月6日国会山事件则是一个特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涉嫌犯罪,而在于达成一项法律裁决后,宪法体系最终是否应该优先于内部的分歧。

问:如果你必须要选一个,那么你认为美国现在需要哪种领导人?

答:(停顿了很久)我认为需要像戴高乐一样的人。他们会回想起国家的本质,尽管对这个本质的定义多少有些浪漫化,就像戴高乐被浪漫化一样。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他接手的是一个失去自信的国家,宣称他的目标不是最终的胜利,而是重拾失去的自信心。

互联网是当下最重要的现实

问:商界的领导人越来越愿意参与地缘政治事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自愿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你认为商界的领导人今后要发挥什么作用?

答:如果商界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将商业成功复刻到政治变革上,他们就处于危险境地了。因为商业讲的是为了获得某种形式的利润而实现一个目标,但历史过程涵盖的范围更广。在我们这个时代,其中一个方面是商界的领导人自身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因为他们一度认为他们在另一个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是在作贡献。现在,他们在某些情况下试图利用另一个领域跻身成为政治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不了解历史过程,这条道路可能是危险的。

问:你对互联网给领导能力造成的影响感到相当悲观。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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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互联网是当下最重要的现实,人们在讨论互联网时不能认为可以将其抛开不理。它可以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我教育,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操纵互联网需要特殊的技能并可能引发广泛的反应,以至于对故事或事件的直接后果施加影响可能成为领导人的当务之急,而不是一种更遥远的对未来的看法。这个影响不仅限于互联网,还有技术。现在,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为自己构造一个计算机助手,它能快速地解答你正在处理的问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种帮助都是很好的,但放到一生中和整个教育周期中,互联网可能导致我们无法提出更深层的问题。历史、哲学或文学的一些最伟大的思想是从寻求理解而不得的痛苦中诞生的,如果有那么一个乐于助人的助手能立即给出相关的解决办法,这些伟大思想可能永远也达不到。

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世界

问:99岁的你对世界抱不抱希望?

答:那些现在困扰着我的问题是不可能困扰年轻时的我的,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当你以难民身份来到一个国家时,你可能成为那个国家的国务卿的理想是不会立即钻进你的脑海中的。我有机会经历激荡的历史,在历史将我吞噬时参与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努力。这种可能性现在存在于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我也担心,如果我孩子这一代人不能在理解我所试图描述的事情(那些我从未处理过的事情)方面取得进展,那么这个世界可能会变成一个充满暴力和分裂的世界。所以,机会和危险并存,两者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是否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做的就是展现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做到的。它不是一本烹饪指南;它应该要激发我们的一些反思。

参考消息网7月13日报道 据美联社7月11日报道,为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创作了标志性的主题音乐的英国作曲家蒙蒂·诺曼去世,享年94岁。

诺曼官方网站11日发声明称:“我们怀着悲痛宣布,蒙蒂·诺曼因突发疾病,于2022年7月11日去世。”

报道称,诺曼1928年出生于伦敦东区,父母是犹太人。16岁时,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他曾与大乐队一起演出,并与喜剧演员本尼·希尔进行双人综艺表演。后来,他为英国早期摇滚歌手克利夫·理查德和汤米·斯蒂尔创作歌曲,并为《咖啡邦戈》等一些舞台音乐剧作曲。

报道称,诺曼曾为1962年推出的首部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诺博士》创作一首主题音乐。之后,25部邦德系列电影都使用了其作品。

参考消息网7月10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8日发表题为《当我对世界心灰意冷时,怎样营造美好的一天》的文章,作者是玛丽·皮弗。全文摘编如下:

早上,我坐下冲一杯咖啡,开始为一天的生活筹备。我从家中看着太阳从湖面升起,聆听麻雀和鹪鹩的叫声。金莺有的从喂食器上飞走,有的飞来,每一只都能让我微笑。我深呼吸了十次,以便让自己保持平衡的心态。我提醒自己享受如此多的祝福,让自己的态度变得积极。我那只三色花猫就依偎在我身旁。尽管世界上的消息让我感到悲伤,但我准备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双重生活

几十年来,我掌握了如何营造美好的一天的技能。尤其是在夏天我可以游泳、在花园里劳作、参加户外音乐会或在吊床上看书,生活充满了乐趣。我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资助一个阿富汗家庭、参加一个环保组织和写作。

当然,我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在我平凡美好生活的背后,我也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有的时候,新闻如此不堪,我需要全部的内心力量才能逃避疲惫、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我很少讨论这种绝望的心理。我的朋友们也很少讨论。我们都有同感。于是,我们只把话题的范围限制在我们的花园、家人、书籍和电影,还有我们参与的当地项目。我们不想让彼此感到绝望和无助。

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行走在淤泥中的感觉。这种难以名状的无力感源自肆虐的大流行、一步步走向战争的世界以及瞄准购物者、宗教信徒和学童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根基的时代,除了晚饭时间,其他的我们都不能合理预测。

当我们被每天令人悲伤的消息反复痛击时,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变得无动于衷了。我可以听出新闻播音员声音中的波澜不惊,可以看见朋友们表情中的紧张,感受到我姐姐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的紧张情绪。我们并不冷漠,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的症状类似于战斗疲劳。专注于世界上光明的一面很难做到。

当然,美国不是乌东地区、阿富汗或也门,但我们孤独、恐惧,对未来已经失去了希望。任何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有可能彻底丧失理智思考或体验生活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活力和方向感。我们不能帮助别人。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

平凡英雄

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世界级的应对技能,这样才能保持完全清醒,享受我们的生活,为他人服务。我的人生经历来自很多地方,但我只说三个:我的外祖母、心理学和释一行禅师的教诲。

我的外祖母生活在科罗拉多州东部的一个牧场,在上世纪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期间养大了五个孩子。她受过教育,但生活困顿艰难。当她和我的外祖父60多岁时,他们卖掉了小牧场,搬进了镇上的一幢小房子。他们有个大花园、醋栗灌木丛和桃园。他们很少离开镇子,外祖父死后给外祖母只留下了不到1000美元。她的生活很简单,但她的想法却不简单。

她是我的第一个导师,教我内心强大和追求正直。她要求我“做一个你想一起生活的人”。当外祖母和我修剪植物或洗碗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当下的道德问题,在和外祖母在一起时,我们总有道德问题可谈。

她是一个隐忍的典范,总是很开心和好奇。即使在她临终前,她也会问到我的中学课程和我正在读的书。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告诉我,她的人生目标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心理学教会我,应对痛苦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痛苦。我们必须在内心中感受痛苦,探索它的意义,然后集中内心的力量向前迈进。我们要想办法在绝望与快乐之间寻找平衡。我们向朋友和家人求助。我们寻找帮助别人的方法。行动始终是化解绝望的良药。

佛教僧侣、禅宗大师释一行在越南与法国和美国的战争中目睹了巨大的苦难。为了帮助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化解愤怒、恐惧和悲伤,他提出正念修行。他教导追随者缓慢地深吸气,关注当下。正如释一行说的:“当下是美好的时刻。”

他最深刻的教导是关于我们与所有生命的相互联系。我们和受到惊吓的学童、无家可归的饥饿难民、北极熊和被毁坏的森林一样,有着同样的意识。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英雄。然而,我们都有能力成为平凡的英雄。我们也许无法阻止全球使用塑料,但我们可以与当地环保组织合作。我们不能消除偏见或核武器。不过,我们可以服务于“车轮上的膳食”组织(为老人、病人或无法获得食物的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本报注),也可以为免费派发项目修自行车。

只有具备更高超的应对技巧,我们才能摆脱战斗疲劳,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老子曾说过:“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昨晚,我坐在门廊上,眺望东南天空的一场暴风雨。一道道闪电照亮了雷暴云。一只猫头鹰飞向它最喜欢的松树。青蛙呱呱,狗儿在远处狂吠。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在想:生活既是如此悲惨,又是如此美丽。我有没有容下这一切的能力呢?(译/涂颀)

参考消息网7月9日报道 英国《卫报》周刊7月1日刊登题为《对民主的嘲弄:美国最高法院在堕胎裁决后受到质疑》的封面文章,作者是戴维·史密斯。全文摘编如下:

泰勒·特雷西从美国最高法院走到附近的美国国会大厦,高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身体我做主”和“女性选择权”。她想不明白,她现在享有的宪法权利为什么比早上醒来时要少。

历史的倒退

这位从事体育营销工作的28岁女性说:“这太让人伤心了。在美国,需要合法堕胎的人大多是黑皮肤和棕皮肤的女性,但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五名大法官是四名权贵男性和一名白人女性。我们允许更多人获得枪支,但我们剥夺了妇女的权利。看上去我们就是在倒退。”

6月24日,上亿女性失去了堕胎权,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维持了近50年的裁决和赋予这一权利的其他先例。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在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书中写道,罗诉韦德案“大错特错,破坏性极大”,各州应决定是对堕胎进行限制,还是将其入刑。

在最高法院占少数的自由派大法官们回应道:“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提出异议——为本法院,但更多的是为今天失去一项宪法基本保护的上亿美国妇女。”预计这项裁决将导致大约一半的州禁止堕胎,尽管这些法律生效的时间会各不相同。

在上个月遭泄露的时候,人们当时普遍预计这是一份意见稿,但无论如何,这一决定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所产生的一次惊人余震,必将进一步激化美国的分歧。它还推动最高法院崛起为另一个权力中心,可能打破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微妙的治理平衡。

就在24小时前,大法官们推翻了纽约州的一项限制民众在外隐蔽携枪的法律,这可能导致其他州的枪支管制法受到类似的全新司法挑战,哪怕近来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都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这是枪支游说团体的胜利,也是对乔·拜登遏制暴力努力的打击。

著名历史学家西蒙·沙马周五在推特上写道:“美国的民主正深陷困境。如果宪法被操纵,用于强加少数派的统治,那么美国的民主就无法以目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司法向右转

这些背对背决策是保守派长期运作的结果,目的是在联邦主义者协会和传统基金会等有影响力的团体的支持下,让司法机构向右转。首先是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命了克拉伦斯·托马斯、约翰·罗伯茨(现任首席大法官)和塞缪尔·阿利托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以选举年为由,荒谬地阻止贝拉克·奥巴马的最后一位最高法院提名人梅里克·加兰时,民主便出现了赤字。然后,在大选中少了300万普选票还当了一届总统的特朗普任命了三名法官:尼尔·戈萨奇、布雷特·卡瓦诺和埃米·科尼·巴雷特。事实证明,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违背了民主党总统、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和公民的意愿。根据智库社会宗教研究所的数据,大多数美国人(61%)认为罗诉韦德案应保留为国家法律,只有36%的人支持推翻它。即使是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也希望看到保留罗诉韦德案。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爱德华·法洛内说:“我担心这么做是非常不民主的。现在你看到的是,联邦政府中最不民主的部门在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上推翻了在美国公众中深得人心的自由。”他说:“这肯定会引发骚动,特别是示威和政治动荡,因为他们似乎有意采取与公众意愿背道而驰的行动。”

“美国成异类”

拜登说:“毫无疑问,这一决定是过去几十年来为了打破我们法律平衡而殚精竭虑的结果。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的体现,也是最高法院犯下的一个悲剧性错误。”

他接着说:“通过这一裁决,在最高法院中占多数的保守派表明,这是多么地极端,他们离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有多远。他们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异类。”

拜登承认,他无法通过行政举动保障女性的选择权。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国会将罗诉韦德案对女性的保护恢复为联邦法律,但这又取决于民主党人能否赢得中期选举。

其他人认为,可以通过另一个解决方案来抵消少数对多数的统治:将最高法院目前的大法官人数(9名)增加到9名以上。压力组织“要求正义”指出,本周关于枪支和堕胎的裁决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该组织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法律顾问克里斯托弗·康说:“今天的裁决表明,最高法院才是问题所在,因此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最高法院的问题。”

由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事情发生,这些呼吁变得更加紧迫。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6月24日在协同意见书中写道:最高法院应重新考虑保护同性关系、婚姻平等和获得避孕措施的其他法律先例。拜登警告说:“这是一条极端而危险的道路,而最高法院正在将我们引向这条道路。”

致力于吸引年轻选民的组织“下一代美国”组织负责人克里斯蒂娜·拉米雷斯说:“我们在2020年没有击败法西斯主义,我们只是暂时击退了它。要想在这个国家消灭法西斯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选举周期。”

“这只是开始”

6月24日的裁决将在各州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根据智库古特马赫研究所的数据,26个州肯定或可能立即禁止堕胎。在阿拉巴马州,该州的三家堕胎诊所停止了这项手术,因为担心根据一项可以追溯到1951年的法律,手术医生会被起诉;24日早上,候诊室里的女性突然被拒之门外。不过,民主党的州长们承诺会加强对女性的保护。

回到最高法院,阳光明媚,但人们的心情沉重,对法院裁决结果抱以蔑视。数百人挥舞着标语牌,高呼口号,比如“最高法院不合法”,并思考美国在半个世纪后会进入怎样的未知境地。

43岁的特雷西·托尔克是一位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倡导者,一辈子从未想过罗诉韦德案会被推翻。“我彻底崩溃了,”她说,“我以为不会那么痛,因为我们提前听说了消息,但比我预想的要痛。是痛彻心扉的痛。”

英国《卫报》周刊7月1日一期封面

现年71岁的弗吉尼亚·沙德龙是佐治亚州的一名退休的学校行政人员,她佩戴着一枚徽章,上面印有已故的自由派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的肖像。金斯伯格于2020年去世,特朗普趁机在总统选举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匆忙通过对巴雷特的大法官任命。

她说:“数百万妇女将死去。这是对女性的挫败,而这只是开始。正如克拉伦斯·托马斯所说,这是许多事情结束的开始。下一步,他们将瞄准避孕措施。理性的人可能会对堕胎有着强烈的且不同的看法。我很高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选择,但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希望有一个安全合法的去处。”

67岁的莫琳·约翰眼中充满悲伤,她警告说,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将导致非法的不安全堕胎的增加。“我是一名护士,因为非法堕胎,我见过很多不必要的死亡。”她说。

约翰出生于圭亚那,1976年移居美国,现居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她说:“我来自加勒比地区,我来到这里成为美国公民是因为我喜欢做美国人,但现在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失望。”

“他们是在嘲弄民主。”

参考消息网7月9日报道 美国《欧亚评论》网站6月28日发表题为《我们是怎么买的第一架钢琴》的文章,作者是哈留克·迪雷什凯内利。全文摘编如下:

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钢琴吗?我还记得此生第一次看到钢琴的时候,是在安卡拉歌剧院,我当时12岁。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乐器,它有巨大的键盘,黑白相间。我很羡慕弹钢琴的演奏员和艺术家。要去安卡拉歌剧院,得从我们居住的小镇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后来,我们搬到了安卡拉,爸妈带我们去了总统爱乐音乐厅。那时候它还是一个非常小的音乐厅,有800个座位。不管怎样,去听钢琴演奏会时我都很兴奋。

1975年,我结婚了,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除了他的健康和正常教育之外,我们没考虑过别的。后来,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男孩,那时,我们搬到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可以给我们的新生儿提供更多其他可能性,比如音乐培训。我们买了一个便宜的小电子琴给他玩。他很有弹奏天赋。于是,有一天,我们被问到是否愿意让钢琴老师教我们6岁的儿子弹钢琴。钢琴老师在上大学,为了研究生课题研究,他在寻找一个小男孩,年龄要在学龄前,父母通情达理,我们恰好符合。老师每周上一次钢琴课,象征性收取一点费用。于是,我儿子在学习认字母前就开始学音乐了。

后来,我们报名参加了儿童国家合唱团。一开始,我儿子被选定参加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的演出,在第一幕结束时,有一个三分钟的童声合唱。为了参加这次表演,我们接受了六个月的声乐培训。每场歌剧演出前,我们都要提前三小时到歌剧院,练声、化妆和进行更多的彩排。第二年,他被选中在《波西米亚人》中演唱,又是普契尼的歌剧,这次是第二幕中的童声合唱。每月一次,有时是一个月两次,我们要到歌剧院去。他得到了培训,而且是免费的。后来,他变声了,那时他12岁。

我们的钢琴老师那时已经成为一名硕士、一位学者,他劝我们回到钢琴演奏的道路上,买一架钢琴,或者类似的乐器,让儿子保持与音乐的亲密接触。我听说上学时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钢琴店,价格合理,地点靠近我们工作的地方。

有一天,我们抱着只看不买的想法,去他的店逛了一圈。西方国家产的钢琴非常贵,大概1万到2万美元不等。我们一直想找价格便宜点的,后来朋友让我儿子弹一下钢琴。他弹了莫扎特钢琴曲里他最喜欢的一首。朋友很喜欢,他说:“他应该有一架钢琴。我们现在正闹经济危机,钢琴也卖不出去。我给你一个合理价,今天直接送到你家,以后我们再谈如何付款。”我说:“你疯了,我还没做好买东西的准备呢。”他回答说:“没事,钢琴在我这就像水牛待在沼泽地里。搬到你家里,至少你儿子还可以弹一下。他需要一架钢琴。”

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钢琴吗?(视觉中国)

当天下午晚一点的时候,一辆货车开到我们家门口。两名专门雇员把钢琴搬进我们客厅。顺便说一下,那是我们新买的房,费了很大劲才交齐首付。我们的客厅里没有家具。因此,钢琴是我们的第一件家具。我儿子继续学钢琴,每周末一次。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卖钢琴朋友的电话。他说:“听着,我卖这种钢琴的市场价是2100美元。这种钢琴是根据德国奥托迈斯特公司许可证在中国生产的。打折后的价格是1700美元。我给你再额外让一点,减100美元。给你的价格是1600美元。你可以在一年内随意分期支付。”

我很惊讶。不管怎样,我在六个月内就付清了钢琴费用。我儿子有了一架钢琴。他还上了钢琴课。他现在是个优秀的钢琴演奏者。我为他感到骄傲。只要你肯投资孩子的教育,他们就会回报你。这是你一生中的重要投资。

这架钢琴至今还在我们家。我7岁大的孙女还在弹这架钢琴。(译/潘晓燕)

参考消息网7月8日报道 台湾《中华日报》网站6月24日发表题为《Line》的文章,作者是陈祖媛。全文摘编如下:

父亲第一次拨通了Line(即时通信软件——本报注),电话那头他笑得像个孩子,电话这头的我眼眶有些湿润。时光荏苒,我仿佛看见父亲开心得眼角泛着泪光,就在我学会骑车,他放开扶着车的手的那刻。

疫情期间居隔两地,我们透过手机视频大概是我和父亲最近的距离。新科技对于近九十的老人家而言是很有挑战性的,忙碌的哥哥教了几回基本功能,总是隔天就忘。父亲习惯按电话号码盘,打电话没有问题,但要使用切换页面功能滑过来滑过去的方式,挫折感极重。这完全是个新观念,我们就放慢速度从“滑”这个动作开始。每天,我手持电话教学,另一只手要他跟着滑屏幕,一点一点累积他的信心,页面常常不见,挂了电话他得琢磨好久,才回到熟悉的开机页面,就当是玩游戏找出回家的路呗!一回生二回熟,他开始放胆乱滑一通,手机开始需要隔三岔五的充电了。

记不记得是怎么学会骑自行车的?我总是骄傲地说没摔过,不是我的平衡感奇佳,是我有个温暖的老爸。小学时,无数个傍晚,父亲扶着我车的座椅,在家后面的大路上,两路灯间练习。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他才敢放手。嘴里总是重复嚷嚷着,“我不会放手,专心!专心!”他应该是放手跟着跑了好一阵子,只是我未察觉。直到觉得声音越来越远,我回头看着他在一边的路灯下,而我已骑到另一头。那时还不会转弯跳下车,看着他站在原地开心地笑着,映着路灯眼睛特别亮。我只好下来推车转弯,再上车,冲向父亲。我一直记得那个瞬间,像是刚学会跑步的宝贝奔向父母,然后被高高举起,那个久违的兴奋。

距离父亲买这支手机已经一个月了,从点入Line,看留言,拨打Line,这条路我们走了一个多月。对于老先生而言,还有学习的动力,我很感恩了。一通百通,期待不久会收到他上传的照片。也许哪天他还能戴上虚拟现实的眼罩,感受一下新世代的元宇宙。

“叮咚!”我电话的Line响了,是父亲一早传来的早安图。

参考消息网7月7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6月21日发表题为《房间里的量化分析师 》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政策实践教授、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弗曼。全文摘编如下:

1962年,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思·阿罗加入了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意在为总统提供不偏不倚的经济学分析。那时,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不久,民主党身处是否以及如何扩大医保准入的辩论中。这是一场阿罗完全有资格参与的讨论。

从缺席到核心

在阿罗进入白宫三年后,国会制定了医疗保健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即政府治下针对65岁以上和极其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险计划。这两项计划代表了美国医疗政策的最大变革,而考虑到阿罗的身份和研究方向,人们自然会认为他参与了两项计划的推出。但当我在2015年询问他在这两项计划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基本上没有。

正如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家伊丽莎白·波普·伯曼在《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一书中所证明的,在美国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政策制定几乎没有影响力。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才开始在监管和规则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部门才设立了各种经济和政策办公室,对政策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支持这些办公室,教育界领袖和学者们建立了一系列公共政策学院和硕士学位项目,以及新的智库和政策评估公司。最终,这门学科不仅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决策过程的核心。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一书封面

谁是重要的人

据伯曼称,经济学最早在二战期间开始走向显赫的进程。当时,各国政府曾依赖于所谓的“运筹学”研究来寻找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佳途径,例如,使用哪个系列的飞机去执行轰炸任务。运筹学研究运用量化方法改进决策的行为始终与经济学交织在一起,在战争期间的成功分析促使美国空军即便在战争胜利后仍继续资助这一领域的研究。空军在1948年成立了兰德公司——美国最早的大型智库之一。

最终,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从政府预算延伸到监管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的重点从成本效用分析(寻找实现目标的最廉价途径)转向成本效益分析(首先探寻目标是否值得追求)。他们开始影响重大政策决定。依据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家们证明了开放的民航和卡车运输市场将能更有成效地运输人员和货物,说服了吉米·卡特总统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放宽对民航业和卡车运输业的管制。到乔治·H·W·布什总统卸任时,成本效益分析成为监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经济学家们在白宫拥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分析经济会如何应对政策变化,谁将因而成为赢家和输家。他们在多数政府机构中扮演类似的关键角色。他们深度参与预算过程、监管过程以及像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执法机构的工作。伯曼对这一发展进程感到遗憾。她写道:“人们也许会问,倘若国会预算局1965年就存在,医疗保健计划还会不会出现。”

但她在书中对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想法的影响力的颂扬有言过其实之嫌。经济学在决策中的威望肯定远高于历史、心理学或其他学科——不存在社会学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学仍是决策者用来为他们的现有想法寻找支持,而不是用来阐明和更好理解问题和争论的东西。

事实上,官员们经常仅仅利用经济分析来让他们已经作出的决定合理化。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负责伯曼书中所评论的各类成本效益分析的人士凑到我跟前,指着总统的通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小声说:“他才是这个房间里最重要的人吧?”

只有经济还不够

伯曼对经济政策的怀疑态度部分缘于她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信念,即经济思想的演化是由权势人物的利益所驱动,而非理论和证据的进步。

要理解决策行为的政治动态,经济学家可以向社会学家取经。经济学倾向于把重点放在结果上,但社会学已经证明,过程对于决定人们和社区如何应对和理解政策改变也极其重要。

经济学家们需要更好地认识人类十分在乎自己的个人故事和历史,他们还必须懂得,以一种让人们感觉被重视、聆听和关心的方式表达政策,与政策决定本身同样重要。经济学家们还必须更广泛地懂得他们的学科只是思考世界的方式之一。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经济分析:这门学科仍然至关重要。经济学家无疑应当突出强调被伯曼这样的批评者误解的东西——包括认为经济学只是有权势者的工具抑或经济学无所不能的臆断。但是,经济学家们也可以通过协同工作以及减少为反对者提供弹药来证明自身价值。仅有经济分析是不够的——无论是为了制定正确的政策,还是为了让这些政策成为现实。

参考消息网7月5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8日发表题为《理解美国堕胎争论的十本书》的文章,作者是约书亚·普拉格。全文摘编如下:

在距离“罗诉韦德案”50周年仅剩几个月之际,美国最高法院重审后推翻了这起案件的判决。此时值得思考的是,这项确认堕胎权受宪法保护的裁决是如何分裂这个国家的。

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如果说堕胎带有普遍的争议点——宗教与性、性别与自治、生与死——那么任何国家都没有为此像美国这样分裂。到1975年,也就是7比2的决定宣布两年后,“罗诉韦德案”几乎不再掀起任何波澜,在这项裁决后任命的首位最高法院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甚至都没有被问到他对此案的意见。

把这个国家在堕胎问题上的所有分歧归咎于我们通过法院而不是立法确立了堕胎政策,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两派意见的领袖都试图为了政治利益将这一问题政治化,他们充分利用美国人的种种特征——我们的个人主义和女权主义、我们的宗教狂热和对性的保守态度。

结果我们现在发现,在“罗诉韦德案”判决半个世纪后,我们竟如此分裂,以至于女权主义作家卡莎·波利特说:“堕胎属于这样一种话题,人们不仅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有自己的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就连有关堕胎的科学也存在争议。流产是否会给女性造成情感伤害?胎儿从多大开始感到疼痛?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为了帮助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下面是一份包含十本书的清单——五本书研究了美国堕胎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基础,另外五本书探讨了自罗以来堕胎所包含的所有问题:暴力和污名、政治和种族、医学和法律以及哲学和医学。

●《美国的堕胎:国家政策的起源与演变》

作者:詹姆斯·莫尔

出版时间:1978年

这本极具价值的书植根于19世纪,介绍了美国反堕胎法律的基本历史。它考察了堕胎如何和为何被定为犯罪的问题,这对于理解后来为使堕胎合法化而进行的斗争至关重要。

●《自由与性:隐私权与制造“罗诉韦德案”》

作者:戴维·加罗

出版时间:1994年

每一场运动都需要一部权威的历史。这部大作井井有条地梳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取生育权的斗争,既充满细节,又颇具广度。这是一本意义深远又严格缜密的著作。

●《在“罗诉韦德案”之前: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影响堕胎辩论的声音》

作者:琳达·格林豪斯 雷娃·西格尔

出版时间:2010年

一手资料对于了解历史是如何形成的至关重要。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大量原始文件——包括信件、备忘录和法律简报——这些文件影响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场有关堕胎问题的战争。

●《堕胎与母性政治》

作者:克丽斯廷·卢克

出版时间:1984年

本书作者是一名社会学者,而非法律史学者。在罗案11年后,她在这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中表明,美国人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最主要缘于阶层差异。这一看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胎儿的守护者:“罗诉韦德案”之前的“生命派”运动》

作者:丹尼尔·K·威廉斯

出版时间:2016年

本书介绍了“反罗”运动的领导者。在他们看来,使他们负有这种义务的与其说是政治或宗教,不如说是价值观。本书的平衡性非常好,它提醒人们堕胎之所以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话题是有充分理由的。

●《罗之后:被人遗忘的堕胎辩论史》

作者:玛丽·齐格勒

出版时间:2015年

本书不偏不倚,但尖锐深刻。它讲述了堕胎政治沦为党派偏见和仇恨的过程。作者是法学教授,也是精通罗案所有问题的专家。

●《天使之怒:美国堕胎战争》

作者:詹姆斯·里森 朱迪·L·托马斯

出版时间:1998年

这本书人性化地展示了终结堕胎的狂热努力,记录了这种努力对美国文化战争的深刻影响。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

●《罗案之后的堕胎》

作者:约翰娜·舍恩

出版时间:2015年

这本书犀利地揭示了提供堕胎在今天的美国意味着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本书让我们一窥堕胎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包括性别和种族。

●《红A:寻常堕胎的伦理、法律和政治》

作者:凯蒂·沃森

出版时间:2018年

这本由生物伦理学者兼律师撰写的书介绍了支持和反对堕胎的现有哲学论据。本书也是对堕胎问题的一次清晰全面的观察—在美国,堕胎往往是一种既寻常又被污名化的行为。

●《成为人的意义:公共生命伦理学中的身体论据》

作者:O·卡特·斯尼德

出版时间:2020年

生物伦理学者斯尼德颇具洞见和挑衅性地审视了堕胎对人类生命意义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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